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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兴衰话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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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国力之强大，文化之繁荣，文明之发达，执掌着当时世界文明发展之牛耳。
纵观唐王朝自肇基、奠鼎乃至兴衰成败的290年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唐王朝的发展与山西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哺育的历史人物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唐王朝由山西发迹，是以裴寂、温大雅等为代表的山西著名的历史人物最早精心呵护了摇篮之中的这个幼小生命。尔后，山西人主宰唐王朝的命运，改变李姓王朝为武姓王朝，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后来，又是一班山西人恢复了李家天下，并把她妆扮成一个天姿国色的美丽家园。“开元盛世”后紧接着而来的是“安史之乱”，大唐的美梦被撕破了，杨贵妃含恨自尽于马嵬坡香销玉碎后，“汾阳王”郭子仪开始重新收拾旧山河，一身系天下安危30年，“再造”了一个唐王朝。山西人经营唐朝，就像经营自己的“家园”，像闻喜裴氏家族，把自己的荣辱兴衰与唐王朝的兴衰更迭紧紧地联在一起。以后，山西人又几次挽救唐王朝，支撑着那座曾经绚丽与威仪无比的大厦将倾的根基，就连山西的女子也贡献过一份力量。山西人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包括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地展示着山西儿女的聪明才智与抱负。就山西籍诗人对“唐诗”的贡献而言，可以说没有山西诗人的加盟，“唐诗”便不会如此瑰丽与多彩。
把玩大唐王朝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山西人导演了李唐王朝这出人间大历史剧并出演其中许多重要角色，成为唐王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山西人物把山西的性格完全融汇进了李唐王朝的血脉与气质之中，为李唐王朝打上了山西人最鲜明的烙印，同时又为山西这块养育他(她)们的桑梓之地赢得了永远的荣光!
一、王通：为唐朝创立储备人才资源
古谚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唐王朝创立于公元618年，但在隋朝时就有一个山西人为它的建立准备和积累着人才资源，把这个未来王朝作为他的理想来勾画——他就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
王通(?—617)，字仲淹。河东龙门(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人。隋文帝杨坚在位时，王通曾上书陈治国安邦十二策，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朝廷也任用他做过一些小官，却始终没有重用他的意思。隋炀帝杨广继位，王通看到自己在政治上已不可为，便下决心辞官回家，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培养人才，以便通过他的弟子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政治抱负。
王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坚定地追求符合自己思想的理想社会。政治上走不通，便另辟蹊径。王通回到故乡后，完全闭门著述，聚徒讲学，走了传统文人和前辈圣贤实现自己理想的老路。他专心致力于《续六经》等著作的写作，并广招门徒，阐述自己的学说。他学识渊博，抱负远大，常以历史上的周公、孔子自许。他的思想学说，上承孔孟，下接唐代韩愈，直至宋代理学。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如唐末著名学者皮日休就曾指出，可继孟氏者“唯文中子王氏”，而“文中子”之道，百代之后能得其真传者只有韩愈。王通在孔儒发展到宋儒以至理学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传承作用。
王通一生著作很多，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有其弟子编集的《文中子中说》一书。“文中子”就是王通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对他的私谥之号。
作为一个教育家和一代儒林宗师，王通的名声很大。相传跟从他的学生常年有数百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河汾之地，互相辩论学术观点，发表各自的见解，在广泛的交流中碰撞出耀眼的思想火花。遇有疑难之处就求教于师，而且师生互相砥励，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
王通的学生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他的家族成员，第二类是追随他学习的门人，第三类则是曾向他求教过的他的一些朋友和故交，这些人也多向王通执弟子礼。
王通的家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这支王姓族人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历秦、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英才俊杰，层出不穷，簪缨相继，代不乏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到王通及其后人时，太原王氏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通的弟弟王绩，是初唐时有名的诗人；孙子王勃，更是名列“初唐四杰”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通的其他学生中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如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及京兆杜淹等，他们都是唐初社会的干才。而王通的朋友兼学生中更有一大批兴邦谋国的智能之士，如绛州通守陈叔达、隰城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徵、马邑郡丞李靖、太原士人温大雅、京兆人杜如晦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王朝兴起于山西，王通又为其培养了这样雄厚的一支人才队伍，使得唐王朝近300年辉煌的发展史始终与山西密切相关，也使得王通的政治理想通过他的学生得到了实现。天时、地利、人和，这恰是唐王朝诞生与兴盛的历史契机。
王通于公元617年病逝，次年即618年，大唐王朝就建立起来了，而且辉煌了近300年，其初唐社会的主要人物皆出自王通之门，或受过王通思想的影响。王通——这是山西最早为唐王朝勾画蓝图的人。
二、李唐王朝肇基山西
从表面上看，李唐王朝是由李渊、李世民父子创建的，但客观地讲，李氏父子是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积蓄力量，并由山西人极力辅佐，然后起兵夺取全国政权的。是山西及山西人为李氏父子提供了这个历史大舞台。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防御北边突厥族的侵扰，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重镇，封其子杨广为晋王驻守晋阳。杨广即位后，在此建宫殿、修道路，使南北朝以来晋阳城的规模更加扩大。历史上北魏时，契丹酋长尔朱荣占据晋阳，摇控北魏朝政。尔朱荣被杀后，其从子尔朱兆据晋阳，立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为帝，然后攻取洛阳，俘魏庄帝。高欢击败尔朱兆后据晋阳，建大丞相府及晋阳宫，以此为政治、军事大本营，建立东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高欢仍在晋阳遥控朝廷。晋阳实际上是东魏的统治中心，号称“霸府”。至今太原附近天龙山仍留有高欢避暑的遗迹。高欢子高洋建北齐，仍都邺，但多住于晋阳，以晋阳为“别都”，实际是北齐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样看来，山西及其重镇晋阳在当时全国的格局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隋炀帝扩建晋阳后，以关陇士族李渊镇守晋阳。李渊(566—635)，字叔德。其祖李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封陇西公，卒赠唐国公。父亲为北周安州总管、上柱国将军，袭封唐公。李渊入隋袭唐公号，大业十三年(617)任太原留守，执掌隋朝北方门户。晋阳地处山西高原中心，雄跨晋中盆地腹部。从地理位置的视角看，在中国整个古代史上，它始终居于中央的肘腋地位，先秦政治中心在中原如此，汉唐政治中心西移关中亦如此，晚近政治中心北迁蓟门(北京)仍如此。若把中原——关中——北京这3个政治中心的方位标出来，那么，很明显它们是围绕晋阳这个圆心的，也就是说，它一向处于与京畿相表里相依托、与京师共安危共存亡的地位。从晋阳周围大地形视之，如同《资治通鉴》描绘的那样，它“东阻太行、常山，西限龙门、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门、五台诸山之险”；从小地形来看，周围由石岭关、天门关、蒙山、交山、阴地关、南关、马岭关、旧关、娘子关、白马关、卧虎山等关山环列，大地形小地形构成层层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天然屏障。所以，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誉它：“禁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
同时，晋阳又处于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上，是民族冲突与融合的重要中心，晋阳一带胡汉杂处，“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由晋人组成的军队素质精良，战斗力极强，南征北战，所向无敌。所以，古谚语曰“山西出将”，是有根据的。李渊父子正是凭借晋阳形势险要、府库殷实、户丁雄盛为依托，才起兵南下，一举直下关中，建立了李唐王朝。
李唐王朝创建的客观因素是由山西这块土地蕴育而成，那么人的因素如何呢?
据史载，李渊称帝后大封功臣，惟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三人为最。李世民是李渊次子，李渊父子起兵并取得政权，主要得力于李世民。刘文静(568—619)，字肇仁，自称彭城(今江
苏徐州)人，世居京兆武功(今属陕西)。隋末任晋阳令，是李氏父子起兵的主要支持者。刘文静不是山西人，但长期在山西做官；李世民史称“太原公子”，都与山西有紧密联系。裴寂(570—632)，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南)人，是裴氏家族的后裔。在李、刘、裴三人中裴寂对李氏父子兴兵贡献最大。此时，裴寂任晋阳宫副监，是隋炀帝留在晋阳看管行宫的心腹，但与李渊交谊甚厚，李渊经常与裴寂一块博谈宴饮，每至通宵达旦。当时李渊手下的两个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是隋炀帝的心腹，主要是监视李渊，成为李渊下决心起兵的主要障碍，因此争取裴寂的支持就十分重要。裴寂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爱钱，李世民便借下棋输给他许多钱，并摸清了裴寂的心理态势，然后把李渊打算起兵的想法告诉了他，裴寂表示大力支持，并以晋阳宫米900万斛、杂彩5万段、铠40万首资助李氏父子为军用，并为李渊出谋划策。后李渊犹豫不决时，裴寂又以晋阳宫隋炀帝二宫女赐李渊，使李渊事实上犯了欺上大罪，等于逼李渊起兵。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下令杀死王威、高君雅二人，正式起兵，建立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襄赞军机。李渊攻取长安后立隋恭帝，自任大丞相，裴寂任大丞相府长史，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此后，裴寂带头“劝进”李渊称帝，并积极筹划布置登基仪式，导演了隋恭帝禅位于李渊的闹剧。李渊称帝后，以裴寂为尚书仆射，赐以御食，引之同坐，延之畅谈，称之“裴监”而不呼其名。还使其享受免死罪二次的优待。
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后，除山西人裴寂外，同时参与李渊起兵的还有两位山西著名人物。一是温大雅(?—627)，字彦弘。祁县人。他在李渊正式起兵时任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书。李渊称帝时，他又是登基仪式的主要制定人，协助裴寂完成了禅位大典，官至黄门侍郎。李渊曾言：“我起晋阳，为卿一门耳”。温大雅还著《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详细记述了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至正式称帝357天的史事，把这一段历史以亲历者的身份较详细地用历史的形式给予了记载。“玄武门之变”时，温大雅贡献秘策给李世民，是李世民取得帝位的真正筹划人。另一位是武士〓(577—635)，字信。并州文水人。即武则天之父。武氏世经商，家富有，李渊任河东抚慰使时就与其来往结好，并经常“休止其家”。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引为行军司铠参军。武士〓曾“阴劝”李渊举兵，还献兵书给李渊。当李渊父子招兵买马、为起兵做准备时，王威、高君雅怀疑李渊有异志，准备向隋炀帝报告进行查处，武氏又极力劝阻王、高二人。李渊起兵南下攻长安，武氏随军征战。李渊称帝，武氏以“首参起义”之功被封为义原郡公，担任禁军军官。不久，任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武氏参与唐朝创建有国，但使之名垂青史的主要功绩却是他生下一女武则天，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才是他扬名后世的真正原因。这样，李唐王朝就由山西发端并由山西人鼎力相助终于建立了。
当然，还有其他人参与李渊父子起兵的谋划与筹设，但无疑山西人士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作用。除此而外，李氏父子起兵的主要兵力与兵源必然是来自山西，其供养战争的辎饷和粮秣等物资也必然多取之于山西，就是主战场也在山西这块土地上。
三、唐朝国号取之山西
肇基于山西的唐王朝，细究起来，其实，唐王朝与山西的关系还有一层更深的历史渊源，那就是唐王朝国号也出自山西。
表面上“唐”国号取之于李渊袭封“唐国公”，他称帝后自然以“唐”为国号，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朝代国家定名的惯例与范式。如汉高祖刘邦曾封“汉王”，其王朝国号“汉”；曹操
封“魏王”，其后立国号“魏”；司马昭封“晋公”，其国名“晋”；杨坚袭爵“隋国公”，称帝后国号“隋”；李唐王朝也不例外。但实际上，“唐”及“唐国”均出自山西。“唐”即陶唐氏，传说为远古部落名，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尧乃其领袖，故后人称“唐尧”。商代尧的后裔仍封住山西，成为方国。周成王时灭唐国，封其弟叔虞，称唐叔虞，今距太原西南约25公里处的名胜古迹晋祠即唐叔虞家祠，内有唐叔虞庙。叔虞传子燮父，改“唐”为“晋”，延用至今。
“唐”的故治旧有六说：一说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称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州故唐城。”二说在鄂。《史记·晋世家》：“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集解》：“马因案，《世本》曰居鄂，宋曰鄂地今在大夏”。《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与绛州夏县相近。”三说在平阳。《史记正文》：“然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方百里，正合在晋州平阳县，不合在鄂。”四说在永安。《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注：“臣瓒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县也。”五说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亡而封大叔。”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唐”条言：“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六说在夏县。今人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晋绛都”：“顾氏辩晋始封不在晋阳，其说甚是，惟谓晋之始封在翼城则非。《秦策四》：‘魏代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乘夏车，称夏王’盖以其因都安邑故夏墟也。魏故都古安邑，在今夏县附近，盖即唐叔虞所封之夏墟矣。”今史学界多认为“翼说”可信，即今翼城县西二十里唐城村。建国后，在翼城县境内又发现了多处西周文化遗址，可资证实。不管“唐”及“唐国”故旧治有几处，其封地辖境都在今山西境内，这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唐国”虽早在春秋时期作为方国已经灭亡了，但文化的传承是有继承性的，李氏得姓本出自皋陶，皋陶为尧时执掌刑狱的“大理”，子孙相袭，代为理官，以官为姓，故称“理氏”。像“司马”、“司空”、“司徒”等姓，均由官职演变而来。后“理氏”子孙因避纣王之害逃到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延续至今。周代李氏以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为采邑，老子即生于此，故唐王朝遵老子为先祖。尧生活范围在山西，李氏又源于尧的理官，自然也根在山西，并且与唐存在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李唐肇基山西，确实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促成的。唐王朝若不成于山西，倒应觉得奇怪了。因为‘唐’及“唐国”出自山西，李氏的根源在于山西，而当时袭封唐国公的李渊又留守在山西的龙城太原。这一切的一切，恰是蛟龙入海，猛虎归山，除山西而外，再无它处能形成如此充足的条件和机缘了。
四、山西著名人物促成大唐气象呈现
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声威远播的一个朝代。它政治修明，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八方来朝。李唐王朝被尊为“天朝”，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贞观之治”、“开元
盛世”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与典范，堪称中国封建王朝的极盛时期。现在人常以大唐气象来形容唐王朝的昌盛，但大唐气象的呈现却是洇渗着一群山西人的心血与智慧。
李渊称帝后，首先面临着统一问题，李世民是南征北战统一全国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李渊女平阳公主嫁给山西临汾人柴绍(?—638)为妻，柴绍在李渊起兵太原时，居长安组织民众响应，为李渊攻取长安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王朝建立后，柴绍随李世民击灭薛举、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和义军，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官至左、右卫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等。武德二年(619)，“河东王”吕崇茂拥兵叛乱，李世民亲率精锐之师入河东，三路驻扎于汾阳(今山西万荣县)，分别在张瓮、解店和古城三点上立寨，成犄角之势包围了叛军，一举平定了河东之乱，巩固了长安的东大门。后来，这三地分别建了庙，筑了楼，如今只有解店的飞云楼独存，名列古代山西三大名楼之一，其他已荡然无存。刘武周是山西北部割据势力的代表，李渊攻占长安，武周一度攻占太原，形成对唐王朝的极大威胁。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兵击刘武周，收俘一勇将尉迟恭(585—658)，恭字敬德，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州)人，鲜卑族。隋末任刘武周偏将，膂力过人，勇猛异常，李世民智伏敬德后使其成为心腹战将。自后尉迟恭随李世民击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园朗等，披坚执锐，战功卓著。一次李世民大战王世充，被王世充骁将山西长治二贤庄人单雄信围困，敬德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坠马，救出李世民，从此二人有生死之交。《隋唐演义》中有十分精彩的描写。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争夺皇位时，建成以敬德武艺高强，多方加以收买，但敬德不为所动，忠事李世民。李世民一再犹豫退让时，敬德劝李世民说：“王今处事多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听敬德言，请自决计，其如国家何，其如身命何?”成为促使李世民最后下决心夺取皇位的最坚定支持者。这时，温大雅向李世民贡献秘策，设立于玄武门发难，并出镇洛阳以为外援和退路。公元626年7月2日，“玄武门之变”发生，尉迟恭射杀武艺高强的李元吉，收杀李建成、李元吉王府余党，并亲自伏剑入迫李渊让位李世民，李渊称敬德“有安社稷之功”，赐物甚众。李世民登基，拜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赐爵吴国公，历位显职。后，尉迟敬德因恃功曾殴打臣僚被逐出长安，开始沉溺声色以自娱，并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据史料记载，贞观十年(636)，尉迟恭曾督建观音阁，它位于今天津市蓟县县城内独乐寺，全木结构，高3层23米，宽2023米，5间，进深4间1426米，阁内构架高20米，外看是2层，内实3层，其内观音塑像可达16米，立像头顶有10个小佛头，故称十一面观音，国内尚属罕见。这是我国最早的高层佛阁。尉迟敬德终日沉湎于坐禅诵经之中，并影响其侄子窥基从小出家，以至于成为佛学大师。不过，唐太宗李世民并未忘记他这个开国功勋和忠勇之士，于贞观十七年命大画家阎立本画开国功臣及治世名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尉迟恭等24人图像，陈列于凌烟阁上，唐太宗亲自为此书写赞文，褒扬这些功勋大臣的历史业绩，以示对这些殊勋的最高规格的表彰。唐太宗此举，完全是仿效汉代表彰功臣的故例。
相传，汉宣帝时，为了表彰功勋人物，派画家画霍光等11人的画像陈列于麒麟阁上，这霍光就是山西人。由此，麒麟阁便成了荣誉的最高象征。后来，麒麟阁被毁，造出了凌烟阁取而代之，李贺曾诗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可见，凌烟阁在唐代是功勋人生的最高象征。李世民在位由其守卫，乃得安然入寝；李世民死，由其守墓；所以随历史的演绎，尉迟敬德便成了今天的“门神”形象。
唐王朝完成大一统，温彦博(573—636)立有大功。温彦博字大临，山西祁县人。前述温大雅弟。隋末任幽州总管罗艺部下司马，在他的极力纵恿游说下罗艺归唐，使唐北部、东北部兵不血刃而取得统一。贞观四年(630)，温彦博任中书令，积极协助唐太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将大批突厥人安置于河套地区，就是由他提出的方略。另一个祁县人王皀(570—638)，字叔筁。李渊任丞相时，他任世子李建成府谘议参军，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时，他任东宫中舍人，一心辅佐太子。李建成被杀，王皀以其才干超群、忠事不二被李世民免杀，任为谏议大夫。王皀以李世民为圣明之主也忠心事之，不久拔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赐爵永宁县男。贞观二年，王皀任侍中。八年，任礼部尚书，并任李世民最宠爱的儿子魏王李泰的师傅。唐太宗嫁女王皀子，以示优宠。王皀敢于犯颜直谏，是与魏徵齐名的诤臣之一，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一位由隋入唐历仕三朝的山西籍老臣裴矩(547—627)，因犯颜直谏深得太宗称赞，谓“裴矩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哉!”为“贞观之治”增色不少。山西河津人薛仁贵(614—683)至今家喻户晓，其主要功绩是协助唐太宗、唐高宗平定高丽、突厥，太宗曾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将”，成为唐朝稳定边境、扬威周边的著名将领。《薛仁贵征东》等戏曲、文学作品表现的就是这一段事实。
武则天时期的山西人物，本文留在后面陈述，唐玄宗时有两位山西人物值得一书。一位是稷山人裴耀卿。裴耀卿(681—743)，字焕之。10岁中童子举，入为相王府典签，相王即位为睿宗，耀卿任国子主簿。开元初，迁为长安令，不久调任宣、冀二州刺史，因整修河防工程，被宣州人民立功德碑歌颂。开元中，任户部侍郎、京兆尹，他下大力解决漕运，每年仅为关中运粮一项便为国家节约30万缗运费，为“开元盛世”做出了贡献。另一位是祁县人王忠嗣(705—749)。他原名训，由唐玄宗赐名忠嗣，是玄宗最信赖的将领。天宝五年(746)，王忠嗣一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御万里，全国劲兵重镇悉归其掌握。他在边关励精图治，使万里边塞安然，“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他重用将才，李光弼、哥舒翰等均为其部下，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主要障碍。天宝六年，安禄山拉拢他一起起兵反唐，他立即上书揭露，却被奸相李林甫诬陷，说他“欲奉太子”，遭到玄宗疑忌，被贬。由此，唐皇自毁长城，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盛唐由此衰矣。
唐王朝建立后，在实现统一上，在稳定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上，特别是在拥立圣明之君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上，在协助唐玄宗奠定“开元盛世”的根基上，山西历史人物奉献了全部的聪明才智，许多人因此而牺牲了生命。仅此而言，可以说是山西著名人物促成了大唐气象的呈现。
五、唐鼎革移与山西历史人物
唐王朝之所以兴衰，是因为在有唐一代出现了众多的历史伟人，他们的风云际会共同造就了大唐气象的万千变幻。唐王朝由创立至鼎盛出现了三代英主——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这三人的交替执政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争斗之激烈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其中山西历史人物的参与又使其更加具有了戏剧性。
唐太宗做为一代雄主，其文治武功千古留传，但他决不会想到，他的一位小小才人武则天，会在他死后革移唐鼎，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624—705)，山西文水县人。太宗崩，高宗即位，武则天经过一段尼姑生活后被高宗召回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号天后，参与朝政。高宗因病不能理政，朝政便由武则天代理。显庆五年(660)，武则天开始全面掌握唐王朝大权。其时，朝内由重臣山西闻喜人裴炎(?—684)协助，外有闻喜人裴行俭(619—682)护持。二裴内外挟持，不仅使武则天即位障碍重重，而且保护了唐王朝的正常运行。麟德二年(655)，裴行俭任安西都护，曾招抚西域诸国归附唐王朝。仪凤四年(679)，西突厥叛乱，他用奇计袭俘西突厥可汗都支，稳定了西北边塞。裴行俭功勋卓著，曾引得同族裴炎十分眼红和嫉妒。弘道元年(683)，裴炎受高宗遗诏辅佐中宗，炎恪尽职守。中宗要以韦皇后父韦玄贞为侍中，炎坚决反对，几谏无效，便有废立之意。
当时高宗曾遗嘱中宗“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在中宗即位后，实际上临朝称制。这样裴炎便与武则天共废中宗，立睿宗。由于武则天把持朝政，裴炎与武则天开始政见不和，产生分歧，日见疏远。文明元年(684)秋，徐敬业以兴复唐室为名起兵扬州反对武则天，裴炎借机上书武则天要其归政皇帝，被武则天以与徐敬业内外呼应罪处死。裴炎死，唐王朝大权尽归武则天一人之手，武则天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不久，武则天废睿宗自立为帝，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开始大肆诛杀李唐重臣及宗室，重用武姓。李唐王朝变成了武周王朝。这是盛唐第一次大变故。
武承嗣(?—698)是武则天的侄儿，咸亨二年(671)被立为武氏的继承人。嗣圣元年(684)任宰相，以为“武氏当有天下”，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武则天称帝，武承嗣被封魏王，他授意他人上书武则天希望被立为太子，遭到狄仁杰反对，未果，乃忧郁而死。武三思(?—707)亦是武则天侄子，天授元年(690)封梁王，神功元年(697)任宰相，又极力劝说武则天立其为
太子，以传天下为武姓，彻底革断李唐王朝的命脉，也没有得逞。武则天之所以未敢传位武姓，是因为山西太原人狄仁杰在中间起了主要作用。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贞观年间以才识被黜陟使阎立本称为“沧海遗珠”，荐为并州法曹参军。高宗时任宁州刺史等，因政声显著被高宗称为“真丈夫矣”。武则天识其才干，
于天授二年拔任宰相。契丹族攻陷冀州，狄仁杰统兵御敌，不久靖定，武则天赐紫袍、龟带，并亲笔赐“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成为出将入相的名臣。后有人诬陷狄仁杰，被贬官。他一面申诉，一面恪尽职守，赢得了百姓信赖。神功元年再任宰相，引拔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一批著名将相，一方面受武则天信赖，精心治理国家；一方面又为恢复李唐王室积极运作，培养班底，还为后来唐玄宗“开元盛世”的出现培养了一批人才。“桃李满天下”的成语即由他的故事演变而成。圣历年间，武承嗣、武三思极力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太子，狄仁杰犯颜直谏，痛陈利弊，终于使武则天请回废太子中宗李显再立为太子，为恢复李唐王朝奠定了基础。武则天痛痛快快地做了一回皇帝，但她毕竟是李家的媳妇，受传子不传侄的传统思想影响，最终把皇位还给了李姓。另一方面，她也感到李唐旧臣不会让她轻易把江山改姓的，所以最终没有敢于立武姓子侄为太子，传位武姓，而是把皇废太子又请了回来。这是山西英杰“从中作梗”的功劳。武则天常称狄仁杰为“国老”，并说“见公拜，朕也身痛”。狄仁杰病故，武则天泣曰：“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眷顾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兄弟，山西汾阳人宋之问(?—712)不顾自己出身进士、诗名极盛的声誉，谄附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又主张贡举受赂，其人格污损堕落，为世人所不齿。唐睿宗时被流放，赐死。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发动宫廷政变，拥中宗复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在位15年，执政近50年，她“劝农桑，薄赋徭”，禁止浮华，重用人才，定边疆，开创“殿试”制度，武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才，历来受到史家赞誉。当然，也有对武则天极尽诋毁之能事的记载，主要是对她的个人私生活，这是不足为凭的，仅能增添历史故事的戏剧性而已。 革李唐之命，武则天是主要实践者；恢复李唐王室，首推狄仁杰，还有一位主要参与者是山西临汾人敬晖(?—706)。敬晖字仲晔，圣历元年(698)任洛州长史，有效地扼制了突厥族南进。大足元年(701)任卫州刺史，武则天由神都(洛阳)赴长安，以敬晖知神都留守事，因“清干”受到武则天“玺书劳勉”和赏赐。长安三年(703)，任中台右丞，即右宰相，极力扼制武三思及张易之兄弟的胡作非为，使一直图谋恢复李唐王室的官僚集团与武姓集团矛盾激化和明朗化。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与敬晖、桓彦范、袁枢已等联合，决定逼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敬晖任右羽林军将军，桓彦范为左羽林军将军，把握京师兵权，保证了政变成功。中宗即位，敬晖以大功封平阳郡公，不久进爵齐国公，享受免死罪10次的优待。
中宗复位，李唐王朝仍不稳固，武三思通过勾结韦后取得中宗信任，被任用为宰相，开始纠集私党，重用兵部尚书宗楚客及周利用、冉祖雍等“三思五狗”，将张柬之等人全部排挤出朝。后因私通韦后及上官昭容，谋废太子重俊，被太子围杀于景龙元年(707)。宗楚客(?—710)，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武则天从父姐子。武则天时由武三思引荐兵部尚书。武三思被杀，韦后及安乐公主弄权，进位中书令，韦后毒杀中宗，他联合少数朝臣鼓动韦后再割唐命，效仿武则天故事，密杀殇帝及睿宗，被睿宗子李隆基(玄宗)发动兵变处死。李隆基曾在山西潞州做过潞王，也与山西及山西人过从甚密。
在恢复唐王朝过程中，太平公主(?—713)立有大功。她是唐高宗女，武则天生，初嫁薛绍，后改嫁武则天侄武攸嗣，参与张柬之政变。韦后专权，又与李隆基合力诛韦后及其党羽，出面拥立睿宗复位，从此专权，左右朝政。后有心效其母武则天，谋杀太子李隆基，事泄被杀。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薛稷(649—713)进士出身，是魏徵外孙，睿宗时任中书侍郎，参加政事，深受睿宗宠信，因窦怀贞等谋害玄宗，他预其谋不报，被赐死。薛稷工书法，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李唐王朝这段历史纷乱复杂，大事不断，真正使人听起来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其原因就在于众多历史人物的风云际会和山西人的参与。李唐王朝就在这血雨腥中由“贞观之治”通过武周的铺陈进入了“开元盛世”。
六、危亡李唐王朝与再造唐室的山西人
唐玄宗李隆基在诛韦后、杀姑母(太平公主)后终于登上了皇位，经过励精图治和姚崇、宋瞡、张说、张九龄等一批贤相良臣(如裴耀卿等)辅佐，终于使李唐王朝达到了极鼎盛时期——“开元盛世”。“开元盛世”长达30年之久，天下安然，百姓乐业，八方来朝。进入天宝以后，唐玄宗开始了享乐奢侈，政事懈怠，任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等，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爆发，使唐王朝几近崩溃，从此走向衰败。
一个封建王朝的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唐玄宗由于几十年的太平盛世，歌功颂德之声暄嚣不止，粉饰太平、歌舞升平成为左右博取皇帝信任的最佳途径，加上奸相李林甫的蒙骗，日益坠入荒淫与骄奢之中，这中间有一位山西祁县人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就是共(?—725)。天宝二年(743)，王钅共任户部郎中。四年，兼任户口色役使，主管国家财政工作。他巧立名目，大肆搜刮钱财，供唐玄宗挥霍，并说：“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即不是国库收入的正税，使玄宗更加靡费无度，并视王钅共有“富国之术”。六年，王钅共投靠李林甫。九年，任京兆尹，成为导致唐王朝腐败的主要奸臣。此时，唐玄宗后宫失调，看上了儿子寿王妃杨玉环。杨玉环716—756)字太真，是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西南)人，因父杨玄琰早丧，被叔父杨玄皀养大于四川，嫁寿王李瑁为妃。天宝四年，唐玄宗据为己有，册封贵妃，由此杨贵妃名列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人们常说的“环肥燕瘦”中的“环”即指杨贵妃杨玉环，肥指其胖，丰满。以丰满为美是唐代的审美标准，这种丰满指丰腴，并非臃肿不堪之貌。贵妃之丰满美恰到好处。贵妃得宠，其姐妹兄弟皆封赏入朝为官。史家以为，贵妃本人并无邀宠、弄权之心，盖因玄宗宠信她，任用其堂兄杨国忠所致。“安史之乱”杨贵妃被杀，是红颜薄命，还是女人是祸水所致，不是说三千宠爱在一身吗?为何一到危及权力时便赐其白绫三尺?这成为千古文人骚客演义的素材，人人为之扼腕哀叹。杨国忠被杀咎由自取。杨国忠(?—756)本名钊，天宝初玄宗赐名国忠，兼领十五余使，权势日盛。此人志大才疏，绝无治国理政之才，但由于玄宗专宠贵妃，才得信宠，得以平步青云。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又兼领四十余使，最终结党营私，赂贿公行，激化了与安禄山的矛盾，引起了“安史之乱”。
当时朝中腐败，边塞偏由一位山西人提拔任用了一名安禄山，终于使内忧外患相迫而成。张守皀(?—739)，陕州河北(今山西平陆)人。开元十五年(727)为瓜州刺史，连败吐蕃，稳定了西部边境。二十一年徙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辅国大将军等，屡败契丹，为“开元盛世”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但他后来生活腐败，冒功报捷遭贬，更主要的是他提拔重用了安禄山。
当然，这是他无法预料的后事，更不能怪他助长了安禄山的反叛气焰，是历史给了安禄山一次机会。安禄山本一胡人，因骁勇善战被张守皀赏识，养为假子，并以战功任为平卢兵马使。安禄山极力博取杨贵妃及唐玄宗好感，终至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窥见唐王朝外强中干，最后产生了颠覆唐室的决心。安禄山起兵范阳，南下攻取唐都长安，山西晋阳是其必经之地，又是他首要攻取之地。晋阳作为李唐王朝创业之地，龙兴之地，倍受唐王朝重视。唐初，为了防范突厥、回纥南侵，唐王朝在此大兴土木，拓展城池。天授元年，武则天在晋阳“置北都”。天宝元年，“改太原为北京”。唐代晋阳由西城、东城和中城三座城池组成，西城当汾水西，城中有大明城(宫)、新城(晋阳宫)和仓城；东城在汾水东，贞观十一年长史李责力筑；中城当东、西二城间，跨水连堞，汾水贯中南流，天授元年由并州刺史崔神庆筑。晋阳不仅规模宏大，城周达42里，更为群城丛峙、城中有城、山水兼趣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大城。北京太原和南京成都、西京凤翔、东京洛阳及京师长安合称五京，晋阳成为除长安外全国最大城市，这是古都晋阳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由此，龙城太原被称为“锦绣太原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时，有人曾劝唐玄宗迁都晋阳；太原尹、北京留守李光弼在此凭坚固守，以不满万人之士打败史思明精兵10万之众，斩首7万余级，收复两河之地，可见太原城池之坚固，据有晋阳之重要。其时，协助李光弼守城的是山西祁县人王缙(700—781)，他是著名诗人王维之弟，时任太原少尹，以谋略见长，深得李光弼及将士推重。王缙后来协助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是恢复唐室安定的主要人物，曾两度为相，功不可没。安禄山叛军要攻取长安，潼关是入关的门户。唐玄宗派得力将帅据守，首先选中了高仙芝和封常清。封常清(?—755)是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早年投身戎伍，高仙芝任安西第四镇兵马使时，封常清在他手下为将。天宝六年，高任安西镇节度使，封常清任判官，高出征时，以常清为留守，总理府中事务。十一年，封常清任安西节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封常清在华清池求见玄宗，主动请缨，要求到东京一带招募兵马，被任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因未能有效阻止叛军进攻势头，退守潼关，与高仙芝采取守势，深沟高垒，固守雄关，使叛军不得西进。这为唐玄宗调兵遣将创造了好机会与时间。但由于唐玄宗求胜心切，迫其出兵，因此战则失利，守又不能，这时唐玄宗又听信监军宦官谗言，说高、封二人别有用心，结果杀掉了高仙芝与封高清，改派西平郡王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到潼关后，仍以守为攻，坚守不出，使主战派很恼火，后不久，哥舒翰因受杨国忠排挤与诬陷、协迫，被迫匆匆出战，战败被俘杀。潼关失守，叛军长驱直入攻占长安，唐玄宗被迫西逃入蜀，这样“再造唐室”的老将郭子仪才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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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汾阳王”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是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以武举人仕，天宝八年任横塞军使、左卫大将军。十三年，改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次年“安史之乱”起，郭子仪以卫尉卿、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使率兵东伐叛军，配合南路平叛，他一举败史思明于河北，收复诸多州县。唐肃宗李亨在他的辖地灵武即帝位，郭子仪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平叛的主要组织指挥者。至德二年(757)，郭子仪以关内、河东副元帅名义配合回纥兵统众一举收复两京及河西、河东、河南诸县，基本平定叛乱。唐肃宗回到长安，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即任郭子仪为司徒，封代国公，不久进中书令。上元中，郭子仪被封“汾阳王”。封地即今山西汾阳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刚刚平息“安史之乱”不久，吐蕃又攻占京师，代宗东逃，郭子仪收拾残兵，用奇计迫使吐蕃撤兵，再次收复京师，迎回代宗。后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准备叛乱，郭子仪又以仆固怀恩为其旧部之故，多加劝导，瓦解了叛军，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叛乱。此后，吐蕃多次内犯，皆因郭子仪在，未能危及唐室。代宗崩，遗嘱其代政三天。唐德宗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郭子仪出将入相近30年，正当唐王朝生死攸关之际，系天下安危于一身，可谓功高盖世。
郭子仪虽生于华县而非今山西汾阳人，但其一生事关汾阳，封于汾阳，食邑于汾阳，“根”在汾阳，甚至有时他本人也自称为汾阳人。《新唐书·实相世系表》中载称：“华阴郭氏亦出自太原”。汾阳古多属太原辖地，说“出自太原”犹云“出自汾阳”也。其实，郭姓起源以史考之，本出自山西。“周初大封建”时，周武王封文王二弟仲于西虢国，三弟叔于东虢国，西虢故址在今陕西宝鸡东，东虢故址在今河南荥阳。西周亡，平王东迁，西虢部分族人随之东迁，迁至上阳者称南虢(今河南陕县)，迁至下阳者称北虢(今山西平陆南)，其宗庙社稷在下阳。东虢于公元前765年被郑国吞并，北虢、南虢分别于公元前658年和公元前655年被晋献公所灭。《唐书》卷七四云：“郭氏出自姬姓。……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以为氏”。由此，郭姓实也出自山西。晋献公灭二虢后，北迁其民，筑虢城、虞城以居之。虢城故址在今山西孝义市北10里处大虢城村，虞城在今山西汾阳县南18里虞城村，虢、虞二城古属汾阳，因此，明人罗伦著《罗一峰文集》，其卷三《层山郭氏族谱序》说：“林宗(郭泰，东汉名士)振汉，子仪鸣唐，太原汾阳著望天下上下数千年，由二人而郭氏大焉!”由此，我们便可以称郭子仪为山西人了。近年来，世界华人中郭氏宗亲团体都基本认可了汾阳是其先祖郭子仪故里，纷纷来晋寻根祭祖。郭子仪虽然挽救了唐王朝的危亡，但唐王朝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踏上了风雨飘摇的衰败历程。
历史是复杂的，有时又极富戏剧性。李唐王朝走向昌盛得力于山西人；由顶峰跌入低谷，由于山西人物推了一把，加速了其下坠的速度；但挽救其灭亡的又恰恰是一群山西豪杰志士，他们或运筹帷幄，或征战沙场，这不能不说是山西人在导演着李唐王朝这出历史大戏的前进。
八、与唐王朝休戚与共的山西女子
唐王朝就好比一座历史大舞台，在铺张华丽的广阔前台，一批批才华横溢的山西好男儿，或谋算于庙堂，或驰骋于沙场，为唐王朝兴旺发达呕心沥血，上演着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大戏。其豪壮与英烈，读来使人荡气回肠，壮怀激烈。而在氤氲幽深的后宫，一群群出自山西这块热土的女子，或美女才人，或艳后丽妃，她们为了邀宠争艳，为了沐浴龙恩，用尽心计，绞尽脑汁，又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让人激动不已。除人人熟知的武则天、杨贵妃之外，还有几位山西女子需要着重记述一番。
山西历史上出过无数名女子，而生活在唐王朝的武则天和杨贵妃，就更名中见奇了。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而杨贵妃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武则天从一个小才人到昭仪，从妃子到皇后，再到皇帝和皇帝的母亲，她当政近50年之久，建立了自己的武周政权，割断李唐王朝命脉达15年之久，幸赖狄仁杰等一批山西籍老臣的辅弼，终使皇帝宝座从武氏又转到李氏名下。武则天在位15年，用过17个年号，是历史上用年号最多的一个皇帝，又创造了一个中国史上的第一。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却做了唐太宗儿子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其后又当了近20年周朝的皇帝。这还不够，她又生下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两个皇帝，其女太平公主差一点又成了武则天第二。这个女子真是太奇了，简直无法想象。杨贵妃是山西永济人。她作为唐玄宗儿子寿王的妃子，又被老公公唐玄宗迎进宫做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贵妃，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变，终于引起了几乎毁掉唐王朝的“安史之乱”，大唐王朝这一次虽在以郭子仪为代表的一批山西籍英雄豪杰的努力下，勉强保住了皇位，但已经大伤元气，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而她俩的出现又恰与几位山西籍女子相关连。
首先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王氏。她是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真名不详。正是她为了后宫的争斗才把已出家为尼的唐太宗才人武则天极力推荐给高宗，本来想以乡党相援为势互相帮衬，牢牢掌握住后宫这个皇帝的“万花院”，从而稳坐皇后宝座。不成想，武则天这个小才人早在太宗未崩之前就与当时的皇太子李治眉来眼去，早已既侍其父又侍其子，一妇而侍父子二人了。她的出家为尼，也是唐太宗死后她重新做人的权宜之计，而且就是与原太子今皇帝的李治早已摆设好的圈套。本来唐高宗还犯愁无法说通王皇后接回武则天，这下王皇后主动劝唐高宗接回武则天，真是想睡觉给了个枕头，正中下怀，唐高宗当然迫不及待了。这下子王皇后反倒“引狼入室”，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了死路。
王皇后是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的玄孙女。王氏与李唐王室系旧亲，唐高祖之妹同安大长公主为王皇后的从祖母，王皇后的父亲曾封魏国公，母亲魏国夫人柳氏的叔母是唐高祖的外孙女，所以，王皇后的父母两族均是唐室的姻亲。王皇后长相俊美，性格温顺，经同安大长公主与唐太宗撮合，许配晋王李治为妃。贞观十七年(643)，李治被立为太子，王氏顺登太子妃之位。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李治即皇位，王氏又登上皇后宝座。但王皇后一直未给高宗生下一男半女，这就给保住皇后宝座带来极大的潜在危险。特别是萧淑妃生下雍王李素后，高宗专宠萧氏，使王皇后感到皇后之位岌岌可危，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好帮手来解除这个最大的威胁。因此，她劝高宗从感业寺接回他的旧情人武则天，没想到武则天回宫后一古脑给高宗生下四个儿子，她自己也不是安于妃之位的女子。为了再设法排斥武则天，王皇后在想尽一切办法都无用之后，以使咒其死的巫术，结果被人告发，终于使高宗下决心废掉她。不久，武则天又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性命为代价，自己亲自掐死襁裕中的女儿，诬陷说是王皇后来看孩子时乘人不备弄死了高宗最心爱的女儿，终于使高宗断然废除了王皇后，把武则天推上了皇后宝座。王皇后被废掉，武则天还不死心，将王皇后连同萧淑妃一并截去手足，置于酒瓮之中，并改王氏为丑姓“蟒”，改萧氏为丑姓“枭”，死后还被肢解。造字是武则天一大癖好，可能为仇者改丑姓这也是她的一大嗜好吧。武则天之毒之工于心计可见一斑。直到唐中宗李显再次做了皇帝，可能觉得其母武则天做得太过份了，王皇后毕竟是父亲高宗的第一位皇后，所以重新予以厚葬，改归原姓王氏。
唐玄宗是唐王朝最有名的一位皇帝，又称唐明皇。他在位43年，前半段励精图治，把大唐王朝推上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峰巅，而后半段又因荒淫无耻而把盛唐推下了“安史之乱”的深渊，而他身边的几位山西籍女子难脱干系。
惠妃武氏是武则天从父兄武攸止之女。攸止死，其女随武则天入宫，渐渐与潞王李隆基有染，后李隆基即帝位为玄宗，武氏渐得恩宠，唐玄宗第一位皇后王氏死后，武氏被封为惠妃，位同皇后。据史载，武氏“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恃谦而益光……”。本来唐玄宗要立她为皇后，但她固辞不受，这益发惹得唐玄宗怜爱。武氏为妃，其母被封为郑国夫人，胞弟武忠累迁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开元初，武惠妃连生夏悼王、怀哀王及上仙公主等二子一女，皆夭折。后又生寿王李瑁，她不敢再养于宫中，命宁王宪于外寄养，才长大成人，并娶杨玉环为妃子，从此为杨玉环走上历史舞台埋下了伏笔。寿王之后，武惠妃又生盛王李琦和咸宜、太华两位公主。开元二十五年
(737)十二月死，年40余岁。因武惠妃有“懿范”，谥赠“贞顺皇后”，葬于敬陵。武惠妃死后，唐玄宗后宫失调，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可能忆母而更爱怜其子吧，所以在与寿王李瑁的频繁会见当中，老公公看上了儿媳妇，遂夺子之爱，强纳寿王妃杨玉环为贵妃。
虢国夫人是杨玉环的胞姐，随父养于蜀州司户衙内，长而嫁裴氏。不幸裴氏早亡，杨氏便寡居。杨贵妃得宠，她的三个姐姐一并被唐玄宗相邀入宫，封为虢国夫人、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杨氏三姐妹皆美艳动人，且都风骚不羁，而尤以虢国夫人为最。当时长安一带就有歌谣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为妃，看女却是门上媚”。即指杨氏三女。不久，杨贵妃堂兄杨、杨钅奇逐渐显贵，时人连同三姐妹并号之为“五杨”。虢国夫人与唐玄宗早眉来眼去，又与后来官至宰相的“六杨”杨国忠公然同车来往，或三朝庆贺，或五鼓待漏，艳妆盈巷，蜡炬如昼，从不避嫌。及“安史之乱”起，唐玄宗在西逃至马嵬坡时，因禁军大将陈玄礼等逼迫，不得不诛杀祸害误国的杨国忠，而同时赐死杨贵妃。后来多少人为其香销玉陨而叹息不已。虢国夫人听到消息后，与其子女及杨国忠妻裴柔等一起逃奔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渭水北岸)，因县令薛景仙奉命追杀，虢国夫人便在一片竹林中先杀子裴徽等，然后自刎，未死，被薛景仙俘获，死于狱中。煊赫一时的杨氏衰矣。盛极一时的唐王朝亦衰矣。还有一位唐宪宗的懿安皇后郭氏，她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一笔带过，不过多渲染了。有唐一代290年间，共有22位皇帝，不包括女皇武则天在内，史书共记载皇后名妃21名，其中5位出自山西。山西不仅出将相名臣，看来也盛产美女皇后，就连后唐被尊为皇太后的曹氏也出自山西，她是李克用之妻，后唐庄宗李存勖之母，非曹氏而后唐不立。
九、苦撑危局延缓李唐王朝衰亡的山西人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李唐王朝由奠基到强盛的上升时期结束了，从此，便走上了逐渐衰败乃至灭亡的下坡路。从时间上算来，前后恰好各占整个唐王朝立国时间的一半。唐王朝衰败时期的社会表现，主要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宦官弄权、藩镇割据，针对这些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出身于山西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挺身而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团结一大批忠贞之士，力挽狂澜，欲扶唐王朝大厦于即倾。虽然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成功，但客观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业绩，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唐王的衰败。所以，他们仍是名垂青史的一代人杰。
贞元二十一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改年号永贞。为削除宦官专权局面，他任用翰林学士王叔文、左散骑常侍王*〉、监察御史柳宗元及刘禹锡等进行革新，斥逐贪官，蠲免积欠，削夺宦官手中之权，史称“永贞革新”。但由于权阉俱文珍等发动政变，迫使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便让位宪宗，使“永贞革新”仅百余天便告流产，参与革新之人俱被贬，又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在“二王八司马”中有一个山西籍人物，即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故自称柳河东。他是贞元进士。“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政治上失意，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后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一代文宗。柳宗元未能在政治上挽救唐王朝的颓败，却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唐宪宗时，藩镇割据加剧，削藩成了朝廷首要任务。针对削藩，山西著名人物上演了一场各尽其能群策群力削藩的历史壮举。元和初，宪宗削藩取得初步成果，试图一举彻底剪除，但宰相王涯不与支持。王涯(?—835)，字广津，山西太原人，贞元进士。元和十一年(816)任宰相，因不同意宪宗采取过激方法削藩，未几罢相，起用山西闻喜人裴度为相，全力削藩。
关于裴度，这里想多说几句。
裴度(76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人。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祖父有邻做过濮阳县令，父亲淑任官至渑池县丞。因家境不富裕，裴度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却无法顺利进入仕途。传说裴度长得身材瘦小，貌不惊人，有相士给他看相，说他“纵理入口，法当饿死”。他并未在意。后来，裴度闲游香山寺，无意间在一个井亭栏杆上拾到三条宝带。他想这一定是他人遗失之物，如此贵重的东，失主一定寻找得很着急，我不能损人利己，昧了良心，做人要堂堂正正，才是大丈夫所为，因此他便坐在井亭上苦等回来寻金带之。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妇人边哭边四下寻觅而来，裴度询问妇人带三条宝带作何用处，妇人泣告以为赎身陷牢狱的老父亲，裴度立即交还了三条宝带，这个妇人千恩万谢而去。不久，裴度又遇到原来给他算卦的那个相士，相士一看大呼，说裴度相法大变，日后将富贵两全。这就是冯梦龙所编《喻世明言》中记载的《裴晋公还带》的故事。唐德宗贞元五年(789)，裴度26岁时中进士。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因同族宰相裴〓的推荐，裴度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渐渐进位中枢，踏上人生仕途的顺境，并从此开始了他宰治四朝、一身系天下安危30年的光辉历程。元和十年，裴度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因他极力主张削藩，割除将致唐王朝于死地的这个毒瘤，曾被藩镇势力的代表人物王承宗、李师道之流派人刺伤，身中三剑，堕马沟中。另一宰相武元衡(今山西文水县人)竟被刺死。就在藩镇势力如此嚣张的情况下，裴度仍不改初衷，反而更加积极地推行削藩政策。当时的翰林学士山西人白居易力主缉拿凶手，以惩首恶，并对乡党裴度的强硬削藩之举深表嘉许。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以宰相身份亲任平定淮西藩镇作乱的总指挥，临行前他给唐宪宗立下军令状：“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誓死平定淮西叛乱，然后“归阙”“朝天”，不然决不生还。由于他指挥有方，用人得当，很快便取得了彻底平定淮西叛乱的胜利，而且生擒叛首吴元，从此藩镇割据局面消解。史称“元和中兴之力，公胡让焉”。此后，裴度三起三落，终不改维护朝廷之志。边疆少数民族与唐王朝中央关系良善与否均视“天子用否”裴晋公；而地方上藩镇宁乱之晴雨表，也由朝廷对裴度的态度而显示——“用之则治，舍之则乱”。因此史称裴度“威誉德业，侔于郭汾阳(即郭子仪)”。裴度著有《书仪》2卷，文集2卷。后来，韩愈为彰扬裴度平淮西之千古功名，撰写了平淮西碑》文，清代大书法家山西寿阳人祁隽藻用尽平生之功，书写了这块碑，然后泐石竖于裴度故里闻喜裴柏村。因裴度事绝，韩愈文绝，和祁隽藻书绝而合称“三绝”的这块《平淮西碑》，成为裴氏家族的历史丰碑。唐王朝300年，仅裴氏就为其贡献了17位宰相，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无可比俦的大家族，难怪欧阳修作《唐宰相世系表》首裴氏而后他人，真历史所必然也。也可见欧阳氏之真知灼见。这是后话。
史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裴度出师平叛之所以能克敌致胜，是因为有一个恪尽职守的粮秣筹划者和一个冲锋陷阵敢打硬仗的著名将领，他们幸好都是山西人。王播(759—830)祖籍山西太原，贞元进士。元和元年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九年，唐宪宗下令讨伐淮西叛乱，王播为保证出征兵马粮秣供给，特别推荐深通“泉货盈虚”的副使程异驰赴江淮督使财赋，使打了三四年仗的淮西前线“兵得无乏”，有力地支持了裴度，为淮西平叛取得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此人以后曾两次任宰相，因有贿赂之名，被时誉所毁。但在平淮西战争中他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此时，在战场上有一位著名战将李光颜，成为裴度平叛的主要将领。李光颜是山西榆次人，自幼攻读兵书，深谙用兵之道。说起李光颜，其父、兄皆有大功于李唐王朝，其姓也是由唐室赐予的。光颜祖先属南单于左厢十二姓，姓阿趺氏，“安史之乱”爆发，光颜父良臣携子光进(光颜兄)投奔唐肃宗，因参与收复两京有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授鸡田州刺史、朔方先锋左助兵马使、御史中丞等职。光进随同郭子仪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单于大都护、振武节度使。唐宪宗时以其“夙有诚节，克著茂勋，赐姓李氏”，与李唐皇帝同姓，列于宗籍。光颜受父兄影响，感念唐室之厚恩，竭力尽忠报效。元和九年，光颜任陈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屡次兴兵围剿吴元济，裴度在抚慰时非常欣赏其用兵计谋与勇敢，呈报唐宪宗予以嘉奖。裴度亲任平淮总指挥，李光颜设计拖住吴元济大军，使唐随、邓节度使李訫得以巧计雪夜入蔡州，智擒叛首吴元济，终于荡平叛乱多年的淮西。《李訫雪夜入蔡州》曾被选入中学课本，使这个故事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唐穆宗即位后，专门在麟德殿设酬赏李光颜与李訫，以示功冠诸将。今榆次市使赵树有唐碑“三李碑”，即记载李光颜父子这段报唐佳话。裴度亲自指挥平定淮西，使河北(指黄河以北)诸藩大惧，相继臣服，使唐王朝再度实现统一，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为酬报裴度之功，他被封为晋国公。宝历二年(826)，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杀害，他联合宦官王守澄等人杀死刘克明，拥立唐文宗，是唐王朝后期稳定朝廷的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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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唐文化与山西人的智慧及作用
唐王朝的文化灿烂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她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整体繁荣，而非一枝独秀。作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有唐一代文化史上，包括科技、文学、史学、医学、书法绘画、宗教等诸方面，凡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凡某一领域论及其成就必须提到的唐代文化名人有近百位，这其中有三分之一出自山西，实在使人惊叹。且有许多是以文化家族形式出现的，真可谓代有才人，灿若星辰。历史证明，为哺育、促进唐文化的发达，山西人倾注了全部心血与智慧。
裴寂以创建唐王朝的大功臣名垂史册，又以参与《唐律》制定而在唐代法制建设史上，特别是在稳定唐初社会秩序方面功不可没。王皀以唐初四大名臣彪炳青史，他正定《五礼》，为唐初封建政治重建起到了极大作用。虽然他们的建树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对唐文化的构建影响极大。同样，亲历李唐王朝创立的温大雅，除了政治上的作为外，修成《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现在成为研究唐王朝创立阶段第一手较为可信的史料，史学价值极高。温大雅不仅个人名震初唐，其弟温彦博(大临，著有《温彦博集》20卷)、温大有也极负盛名，时有“三温”之称。名士薛道衡曾断言：温氏三兄皆卿相之材!
与裴寂同出一宗的裴矩，由隋入唐，亦以诤臣获誉，但其一生著作颇丰，行世者有《西域图记》、《平陈记》、《邺都故事》、《唐书》、《大唐·宰相书》和《大唐书仪》等。王皀孙王焘，由于出身世宦之家，“曾七登南宫，南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但却政绩平平，无所建树，倒是编著了一本《外台秘要》，成为流芳百世的医学经典。
此书成于天宝十一年(752)，主要选自东汉至唐的许多方书，辑录了名医家对各科疾病的理论和方药，搜罗完备，内容宏富，分四十卷，辟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九百余。包括内、外、胃、眼、齿、妇产、小儿、皮肤、神经病等科，对针灸及各种传染病记之尤详。此书另一大特色是，对所辑录的各家医书，均注明作者、书名和卷第，使许多失传之医书多赖此书得以存其梗概，为后人进行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外台秘要》与《千金方》一起被誉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双璧”。
温彦博六世孙温庭筠(约812—866)，字飞卿。本名歧，因其“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号称“温八吟”。又“凡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他自幼博学，早负盛名，但却屡试不第，由此便在长期下层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吸收我国民歌的长处和民间语言的丰富营养，通过自己辛勤的创作实践，使词形成一种正式的文学体裁，从形式上与诗区分开来，并在词律格式上臻于完善。温庭筠词上承南朝宫体诗风，下开五代花间词人先河，为“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他培育而后形成了一大词派——花间派，温庭筠被视为“花间鼻祖”。现存词60余首，大多收入《花间集》，在唐词人中数量为最多。他不仅是词艺术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诗坛上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现有诗300余首，有《温庭筠诗集》传世。做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薛稷，他是唐初名臣魏徵的外孙，也是初唐名臣，在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却是他的书法艺术。他初工隶书，后摹虞世南、褚遂良，深得要旨，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而且他还善画，尤其画鹤，时称一绝。
在初唐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要属王勃一族。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他是“文中子”王通孙。王通弟王度(约585—625)，以传奇小说《古镜记》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唐以前六朝小说，只是直线式的笔记体，到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古镜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进步。它继承六朝志怪余风，开唐代传奇小说之先河，对提高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具有一定贡献。王通另一个弟弟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隋大臣杨义臣视其为“神仙童子”，入唐后曾为小吏。因职俸一斗，每日饮酒一斗，故时称“斗酒学士”。而且他与酒有奇缘，他因喝酒误事被免职，后却写出《酒经》一卷、《酒谱》一卷，又著《醉乡记》一篇与刘伶《酒德颂》呼应，著《五斗先生传》以自况。王绩诗多散佚，但其古体诗在初唐诗坛上是独标异格的，陈子昂、张九龄诗风即效其为祖。后人辑有《东皋子集》。王勃幼有“神童”之誉，9岁写出《指瑕》一书，纠正颜师古注《汉书》的诸多失误。他短暂的一生，因愤世疾俗不入仕，在诗坛上却名震遐迩。其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名篇《滕王阁序》彪炳千古，震烁文坛，故被列为“初唐四杰”之首。并由此而把滕王阁推进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中。“四杰”之一的杨炯在王勃死后编就《王子安集》20卷，集中反映他在“唐诗”中的地位与成就。王勃二兄长皆有才名，故人又称为“三珠树”，扬名后世。
同时代著名宫廷诗人宋之问，诗名与沈*〉期齐名，号称“沈宋”。前已述过，其人政治品格污损，但诗名文才极盛。其父富文辞、工书法、有超人勇力，被称之为“三绝”。宋之问兄弟三人各有所长，之问善文词、大弟之悌骁勇有力、小弟精于草隶，时人称赞他们继承了乃父的“三绝”。宋之问与沈*〉期一起，精研诗律，使五律、七律至此达到完全成熟，从而奠定了在诗坛上的地位。明人辑有《宋之问集》，《全唐诗》存其诗3首。
盛唐时期是唐诗创作的极盛阶段，这期间几位著名的山西诗人各展其才，使唐代诗坛更加五彩缤纷。王翰(约687—728)，字子羽，山西太原人。他青年时放荡不羁，自歌自舞。后因其28岁中进士，标榜与张说、李邕齐名，从而触怒名士显宦。但因张说念其才华，仍在任相时加以荐引。后张说罢相，他也同时遭贬。从军塞上的经历，使他诗歌创作的内容多以边塞壮美宏阔的景物为背景，托之以边将勇卒的豪迈气质，成为著名的“边塞诗派”先驱者之一。杜甫曾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追叙王翰盛名时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他上承初唐卢、骆、刘希夷，下启高、岑、李、杜，对唐诗发展起了极大的传承作用。至今，他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仍被人们朗朗传诵。《旧唐书·艺文志》称其有文集20卷，但流传至今的诗作仅16首。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祁县，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开元九年状元，因一生仕途坎坷，渐渐便寂入佛门，故后人称之为“诗佛”。王维精诗、书、画，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正道出了他诗情画意相结合的艺术特色。王维给后人留下的名句最多，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凝碧池》)等，王维的《过香积寺》等禅味诗，至今读来，仍使人有如身临其境之感。今天一些研究者仍将王维与李、杜、白并列，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王维诗以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美见长，故成为田园诗派的领袖。
诗分七言、五言，与王维同时的一位山西太原人王昌龄，他以创作七言诗为主，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诗作也多取材边塞题材，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第四)，“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之一)等，千古传诵。他的寄情诗也极其出色，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诗现存180余首，以《全唐诗》辑录最为完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妇孺皆熟稔的王之涣的名作《登鹳雀楼》诗。鹳雀楼，又名鹳鹊楼，因鹳鸟鹊雀常集于楼上而得名。此楼始建于公元557年，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外黄河岸边，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鹳雀楼是长江以北惟一一座历史名楼，于公元1272年被毁，王之涣登鹳雀楼时，此楼正当美奂美仑时。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绛郡(今山西新绛)。他“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而且少有侠气，常与五陵少年“击剑悲歌”。王之涣曾为小吏，因被人诬陷，便拂袖而去官，从此浪迹天涯，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养成了漂泊孤寂、豪放旷达的性情，其诗风也以边塞诗见长。他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多么壮阔雄美的边塞风光图景。当他漫游蒲州古城，登上鹳雀楼时，便心潮澎湃，不能自制，信口诵出了这首千古绝句——《登鹳雀楼》。鹳雀楼共3层，前瞻中条，下临黄河，才华横溢的诗人健步登临，眼界越来越开阔，景色越来越壮美，心情越来越神怡，面对如此雄浑豪放的山河怎能不从心底里奔腾出这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和牵强字眼的瑰丽诗篇。虽仅仅20个字，通过对壮美山河的描写，把人们带到一种奋发、进取、追求、开拓的伟大精神境界之中。它正是对盛唐社会最为典型和圆满的一种概括。“诗言志”，诗人是时代的声音，在王之涣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王之涣出名早，诗名大，与王昌龄、高适等人曾留下“旗亭画壁”的佳话。但他一生凄苦，最后孤独地病死在文县县尉任所，葬于河南洛阳北原。王之涣诗仅流传下6首，而最有名的两首诗《凉州词》和《登鹳雀楼》，均描写我们伟大的母亲河——黄河，可见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鹳雀楼名震天下，彪炳史册，它毁后，形成了长江以北无楼阁的历史遗憾。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了《登鹳雀楼》诗，激起了三晋儿女的雄心壮志，终于1997年12月30日在原址附近开工复建。从557年到1272年，鹳雀楼矗立了715年；从1272年到1997年，又是725年，恰又是一个鹳雀楼的年龄，空了725年的鹳雀楼故址，又将重新矗立起一座更加恢宏的集古今建筑艺术于一体的中华名楼。重建的鹳雀楼仿原样，高达73。9米，1999年底基本建成，2000年10月对外开放。金碧辉煌的中华名楼重现神州，为河东大地增添了无限的韵味。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弱，文化发展走向现实主义阶段。在这长达百余年的衰唐历史上，山西仍然涌现出了许多名士大家。像“大历十才子”之中，山西占了三席，即卢纶、苗发和耿氵韦而以卢纶名声最大。卢纶(748—800)，他是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科场落第，仕途无路，但因诗名被宰相元载等引荐，也曾官至户部郎中等职。但由于官场倾轧，他屡遭贬弃，一生不得志，卢纶诗名在“十才子”中最为著名。
在文化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应首推白居易和柳宗元二巨擘。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他是贞元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赞善大夫等职。因唐宪宗时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而另一宰相山西人裴度被刺受重伤，所以他力主缉拿凶手，得罪权贵，被贬江州司马，由此，便有了千古传诵的《琵琶行》问世。以《卖炭翁》为代表作，白居易的诗作多是同情当时的人民痛苦，揭露统治者的腐败与残酷，深刻地反映出衰唐社会的凋弊与腐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成为唐代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白居易可以说是唐代诗坛最后一块丰碑。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776—826)，以传奇小说家在唐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代表作有《李娃传》、《三梦记》等，可称为唐代传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与白居易一样，柳宗元以“唐宋八大家”之一彪炳史册，他不仅诗、文并茂，还是著名政治改革家、哲学家，其文学成就与韩愈并肩，并称“韩柳”。政治上以“二王八司马”改革载入青史。其哲学著作《天说》、《封建论》等，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因前文已述，此不赘述。
晚唐时期，山西出现了几位文化名人。一位是著名画家张彦远，他是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博学善书画，他所著《历代名画记》是研究我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今天看来其价值尤为重要。另外，他还著有《法书要录》等。裴庭裕是闻喜裴氏族人，因才思敏捷被人称为“下水船”。在唐昭宗时，他奉命编写《宣宗实录》，今存其稿本《东观奏记》，这成为唐亡前保存唐末帝时期较完整详实的史料的最具价值的第一手文献，宋代山西夏县人大史学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关于唐末史料多取源于此，故使其成为著名史家。
还有两位是山西永济人聂夷中和司空图。聂夷中(837—884)，字坦之。咸通进士。其作为诗人，诗作大抵关乎民生疾苦与讽喻时世，因此他被称为百姓的代言人。司空图(837—908)，字表圣。他生活的时代正是黄巢起义猛烈冲击唐王朝的时代，唐王朝行将就木，他无法正常生活，只好避居山谷，赋诗论诗。唐诗历唐一代近300年，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认真总结品评这300年来诗歌创作、发展的历史及成就，确是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工程，司空图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先后写出了《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二十四诗品》等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诗论巨制，全面地对近300年间唐诗风格、内容、语法等进行品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新发展。
唐诗做为唐文化最典型、最杰出、最恢宏、最灿烂的代表，山西著名诗人代代相接，且成就卓然，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除前文所述，李唐王朝自创建到强盛乃至衰竭，在这长达近三个世纪的辉煌历史发展过程中，山西和山西人始终与之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山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施展。因限于用人物贯穿来描写重大历史事件而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朝代的动态与人物，所以难以全部把山西英才写出来，前文提到的著名者确实是挂一漏万，像可与唐(僧)玄奘媲美的佛学大师窥基(632—682)，他是尉迟敬德的侄子，有“百部疏主”之称，创立“唯识宗”，对唐代乃至后世佛教发展影响极大。像创造发明“耦耕法”农具，对唐代农业发展、生产力进步有过重要贡献的王方翼。像一代著名外交家裴世清、社稷名臣裴冕、元和名臣裴〓、诗人裴迪等闻喜裴氏名人，都不能一一介绍了。但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英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另外，像山西玄中寺、五台山等这些佛教文化圣地，为发展唐文化，促进唐文化繁荣与扩大其影响，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限于篇幅，我们也不能详细介绍，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它们占据着重要地位。
总之，就李唐王朝的发展史，细细究来，恰是一部山西及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辉煌历史篇章。放之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山西及山西人民都为这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写了极其光辉的一页。述往鉴今，它能鼓舞起我们山西人民的自豪感，坚定我们再铸辉煌的信心与勇气，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增添无比坚强的决心和信念，更能为在新世纪山西的崛起中激荡起3800万三晋儿女的豪情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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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后期的又一顽症就是宦官弄权，就连名相裴度督理朝政也不得不利用宦官，也不能真正摆脱宦官这颗毒瘤。唐文宗时，围绕铲除宦官毒瘤又展开了一场搏杀，其中有一位著名山西人物值得大书一笔，他就是郑注。郑注(?—835)，山西翼城人。他本姓鱼，冒姓郑，故时号鱼郑。因通医术被襄阳节度使李訫信任宠爱，后由宦官王守澄引荐，历任昭义节度副使等职。唐宪宗被害，王守澄等拥立唐穆宗，郑注日夜为其密谋策划。唐文宗即位，协助文宗一举诛杀宦官王守澄等，出为凤翔节度使。不久，他又与宰相李训合谋，欲里应外合一举剪除宦官集团。大和九年(835)，他们奏称金吾左使院内夜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前往观看，欲借此诛杀仇士良等。结果，仇士良觉察有伏兵，反而先发动政变，捕杀李训，郑注被监军张仲清所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被仇士良囚禁至死，唐武宗为仇士良拥立。唐王朝以后的几代皇帝全由宦官拥立，终至李唐王朝灭亡。
在唐王朝行将就木、奄奄一息的垂亡过程中，山西一些著名人物屡注强心剂，强使李唐王朝回光返照，但终究未能挽救它灭亡的结局。唐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徐州银刀军发动兵变，朝廷调任晋州刺史山西太原人王式为武宁节度使。他赴任后调兵诛叛兵数千人，平息兵变。九年，调任浙江观察使，镇压裘甫起义，利用回纥骑兵俘杀裘甫，熄灭起义焰火。唐僖宗时，黄巢起义爆发，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攻克东京洛阳，十二月下长安，唐僖宗外逃。面对如此危局，两个山西人物又一次血战疆场，夺回了长安，再安社稷。他们是中书令王铎和李克用。
王铎(?—884)，字昭范，山西太原人，会昌进士。唐懿宗时任平章事，乾符六年(879)率兵镇压黄巢起义。黄巢攻占长安称帝，中和二年(882)，王铎再任中书令，与李克用等共同围剿黄巢，迫义军退出长安，不久起义失败。王铎因功受到宦官田令孜排挤，被解除兵权，不久被杀。唐王朝从此再无名将上场，加速了灭亡速度。
李克用(856—908)，别号李亚鸟儿，本沙陀人。随父驻守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骁勇善战，因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黄巢入据长安，他以雁门节度使带兵入关中，迫使黄巢撤出长安，被赐“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授河东节度使。此后，他又连败义军于中牟等地，使义军从此一蹶不振。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虽然被平息了，但义军叛将朱温(全忠)降唐后掌握朝廷大权，杀唐昭宗立唐哀帝，图谋废唐自立。李克用坐镇太原，拥兵自重，挟持朱温，使朱温一时不敢自专与废帝自立。昭宗欲用张浚为相，李克用上书说：“若陛下朝以浚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使昭宗立即收回成命。李克用与朱温连年征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朱温篡唐的企图，使唐王朝得以多苟延残喘一段时日。开平元年(907)，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建立梁，史称后梁，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唐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了。朱温称帝后，李克用于次年病死，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灭后梁建后唐，绍续唐统，使李氏又统治了13年(923—935)，虽属苟延残喘，但总算又过了一把皇帝瘾。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沙陀人小朝廷都是在李克用创下的基业上建立的，其主要辖地也大部分在山西及其周围一带。
终唐一代，山西人与李唐王朝共进退，同衰荣，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重要场合都闪现着著名山西人物的身影，用现代的标准评价，他们或英烈，或奸诈，但始终影响着唐王朝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唐王朝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那三个世纪里山西人的历史。
山西这块土地，地灵人杰，它在为李唐王朝贡献出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和美女艳后的同时，在这块土地上还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行文至此，略加以补叙。
刘武周反唐：隋末，刘武周在马邑(今山西朔州一带)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不久他自称皇帝，建元天兴，定国号为“定杨”，成为一支反隋的力量，也成为一支阻碍唐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龙城太原起兵后，甩开刘武周这个后方最大的威胁，一鼓作气南下河东攻入潼关，推翻了隋朝，建立了李唐王朝。这样，太原成为唐王朝的北都，也就成了刘武周进攻的重点。刘武周曾一度攻占太原，成为威胁唐王朝安宁的重要力量。
柏壁之战：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山西夏县人吕崇茂举众反唐，自号魏王，拥有河东，号称“河东王”，响应刘武周，并一度打败由闻喜人裴寂所率的唐王朝讨伐军。危机之时，秦王李世民于同年十二月率精兵3万下河东，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及吕崇茂叛军大战于柏壁(今山西新绛县柏壁村)，秦王以少胜多，大败叛军。传说万荣县美丽的飞云楼就是李世民建起来的。
雀鼠谷大战：武德三年，李世民再与刘武周叛军大战于今山西灵石县韩信岭一带的雀鼠谷，尉迟恭即于此役收降，终于平定了山西全境。“秦王破阵乐”这首千古流传的名曲即由这次战争中秦王李世民指挥杀敌的鼓乐演变而来。
太原保卫战：“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太平局面被打乱，山西又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二月，太原尹李光弼与“安史之乱”祸首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大战于太原，李光弼守军不满万人，但他以少胜多，斩叛军7万多级，大胜叛军10万之众，从此遏制住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为郭子仪平乱立下了汗马功劳。龙城太原经历了一次最为激烈的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
沙陀势力兴起：唐王朝后期，山西境内各路节度使你攻我伐，战端频开，使唐王朝为了制服地方军阀的争斗而不得不借重于沙陀人。这样，沙陀军起，终于造成了沙陀势力盘踞山西的尾大不掉局面。好在沙陀人李克用感念李唐王朝厚恩，牵制朱温，延长着唐王朝苟延残喘的时间。山西这块土地上一直上演着充满血腥的战争惨剧。
Re:唐王朝兴衰话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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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后期的又一顽症就是宦官弄权，就连名相裴度督理朝政也不得不利用宦官，也不能真正摆脱宦官这颗毒瘤。唐文宗时，围绕铲除宦官毒瘤又展开了一场搏杀，其中有一位著名山西人物值得大书一笔，他就是郑注。郑注(?—835)，山西翼城人。他本姓鱼，冒姓郑，故时号鱼郑。因通医术被襄阳节度使李訫信任宠爱，后由宦官王守澄引荐，历任昭义节度副使等职。唐宪宗被害，王守澄等拥立唐穆宗，郑注日夜为其密谋策划。唐文宗即位，协助文宗一举诛杀宦官王守澄等，出为凤翔节度使。不久，他又与宰相李训合谋，欲里应外合一举剪除宦官集团。大和九年(835)，他们奏称金吾左使院内夜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前往观看，欲借此诛杀仇士良等。结果，仇士良觉察有伏兵，反而先发动政变，捕杀李训，郑注被监军张仲清所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被仇士良囚禁至死，唐武宗为仇士良拥立。唐王朝以后的几代皇帝全由宦官拥立，终至李唐王朝灭亡。
在唐王朝行将就木、奄奄一息的垂亡过程中，山西一些著名人物屡注强心剂，强使李唐王朝回光返照，但终究未能挽救它灭亡的结局。唐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徐州银刀军发动兵变，朝廷调任晋州刺史山西太原人王式为武宁节度使。他赴任后调兵诛叛兵数千人，平息兵变。九年，调任浙江观察使，镇压裘甫起义，利用回纥骑兵俘杀裘甫，熄灭起义焰火。唐僖宗时，黄巢起义爆发，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攻克东京洛阳，十二月下长安，唐僖宗外逃。面对如此危局，两个山西人物又一次血战疆场，夺回了长安，再安社稷。他们是中书令王铎和李克用。
王铎(?—884)，字昭范，山西太原人，会昌进士。唐懿宗时任平章事，乾符六年(879)率兵镇压黄巢起义。黄巢攻占长安称帝，中和二年(882)，王铎再任中书令，与李克用等共同围剿黄巢，迫义军退出长安，不久起义失败。王铎因功受到宦官田令孜排挤，被解除兵权，不久被杀。唐王朝从此再无名将上场，加速了灭亡速度。
李克用(856—908)，别号李亚鸟儿，本沙陀人。随父驻守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骁勇善战，因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黄巢入据长安，他以雁门节度使带兵入关中，迫使黄巢撤出长安，被赐“忠正平难功臣”，封晋王，授河东节度使。此后，他又连败义军于中牟等地，使义军从此一蹶不振。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虽然被平息了，但义军叛将朱温(全忠)降唐后掌握朝廷大权，杀唐昭宗立唐哀帝，图谋废唐自立。李克用坐镇太原，拥兵自重，挟持朱温，使朱温一时不敢自专与废帝自立。昭宗欲用张浚为相，李克用上书说：“若陛下朝以浚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使昭宗立即收回成命。李克用与朱温连年征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朱温篡唐的企图，使唐王朝得以多苟延残喘一段时日。开平元年(907)，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建立梁，史称后梁，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唐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了。朱温称帝后，李克用于次年病死，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灭后梁建后唐，绍续唐统，使李氏又统治了13年(923—935)，虽属苟延残喘，但总算又过了一把皇帝瘾。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沙陀人小朝廷都是在李克用创下的基业上建立的，其主要辖地也大部分在山西及其周围一带。
终唐一代，山西人与李唐王朝共进退，同衰荣，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重要场合都闪现着著名山西人物的身影，用现代的标准评价，他们或英烈，或奸诈，但始终影响着唐王朝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唐王朝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那三个世纪里山西人的历史。
山西这块土地，地灵人杰，它在为李唐王朝贡献出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和美女艳后的同时，在这块土地上还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行文至此，略加以补叙。
刘武周反唐：隋末，刘武周在马邑(今山西朔州一带)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不久他自称皇帝，建元天兴，定国号为“定杨”，成为一支反隋的力量，也成为一支阻碍唐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龙城太原起兵后，甩开刘武周这个后方最大的威胁，一鼓作气南下河东攻入潼关，推翻了隋朝，建立了李唐王朝。这样，太原成为唐王朝的北都，也就成了刘武周进攻的重点。刘武周曾一度攻占太原，成为威胁唐王朝安宁的重要力量。
柏壁之战：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山西夏县人吕崇茂举众反唐，自号魏王，拥有河东，号称“河东王”，响应刘武周，并一度打败由闻喜人裴寂所率的唐王朝讨伐军。危机之时，秦王李世民于同年十二月率精兵3万下河东，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及吕崇茂叛军大战于柏壁(今山西新绛县柏壁村)，秦王以少胜多，大败叛军。传说万荣县美丽的飞云楼就是李世民建起来的。
雀鼠谷大战：武德三年，李世民再与刘武周叛军大战于今山西灵石县韩信岭一带的雀鼠谷，尉迟恭即于此役收降，终于平定了山西全境。“秦王破阵乐”这首千古流传的名曲即由这次战争中秦王李世民指挥杀敌的鼓乐演变而来。
太原保卫战：“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太平局面被打乱，山西又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二月，太原尹李光弼与“安史之乱”祸首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大战于太原，李光弼守军不满万人，但他以少胜多，斩叛军7万多级，大胜叛军10万之众，从此遏制住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为郭子仪平乱立下了汗马功劳。龙城太原经历了一次最为激烈的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
沙陀势力兴起：唐王朝后期，山西境内各路节度使你攻我伐，战端频开，使唐王朝为了制服地方军阀的争斗而不得不借重于沙陀人。这样，沙陀军起，终于造成了沙陀势力盘踞山西的尾大不掉局面。好在沙陀人李克用感念李唐王朝厚恩，牵制朱温，延长着唐王朝苟延残喘的时间。山西这块土地上一直上演着充满血腥的战争惨剧。
十、唐文化与山西人的智慧及作用
唐王朝的文化灿烂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她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整体繁荣，而非一枝独秀。作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有唐一代文化史上，包括科技、文学、史学、医学、书法绘画、宗教等诸方面，凡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凡某一领域论及其成就必须提到的唐代文化名人有近百位，这其中有三分之一出自山西，实在使人惊叹。且有许多是以文化家族形式出现的，真可谓代有才人，灿若星辰。历史证明，为哺育、促进唐文化的发达，山西人倾注了全部心血与智慧。
裴寂以创建唐王朝的大功臣名垂史册，又以参与《唐律》制定而在唐代法制建设史上，特别是在稳定唐初社会秩序方面功不可没。王皀以唐初四大名臣彪炳青史，他正定《五礼》，为唐初封建政治重建起到了极大作用。虽然他们的建树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对唐文化的构建影响极大。同样，亲历李唐王朝创立的温大雅，除了政治上的作为外，修成《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现在成为研究唐王朝创立阶段第一手较为可信的史料，史学价值极高。温大雅不仅个人名震初唐，其弟温彦博(大临，著有《温彦博集》20卷)、温大有也极负盛名，时有“三温”之称。名士薛道衡曾断言：温氏三兄皆卿相之材!
与裴寂同出一宗的裴矩，由隋入唐，亦以诤臣获誉，但其一生著作颇丰，行世者有《西域图记》、《平陈记》、《邺都故事》、《唐书》、《大唐·宰相书》和《大唐书仪》等。王皀孙王焘，由于出身世宦之家，“曾七登南宫，南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但却政绩平平，无所建树，倒是编著了一本《外台秘要》，成为流芳百世的医学经典。
此书成于天宝十一年(752)，主要选自东汉至唐的许多方书，辑录了名医家对各科疾病的理论和方药，搜罗完备，内容宏富，分四十卷，辟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九百余。包括内、外、胃、眼、齿、妇产、小儿、皮肤、神经病等科，对针灸及各种传染病记之尤详。此书另一大特色是，对所辑录的各家医书，均注明作者、书名和卷第，使许多失传之医书多赖此书得以存其梗概，为后人进行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外台秘要》与《千金方》一起被誉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双璧”。
温彦博六世孙温庭筠(约812—866)，字飞卿。本名歧，因其“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号称“温八吟”。又“凡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他自幼博学，早负盛名，但却屡试不第，由此便在长期下层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吸收我国民歌的长处和民间语言的丰富营养，通过自己辛勤的创作实践，使词形成一种正式的文学体裁，从形式上与诗区分开来，并在词律格式上臻于完善。温庭筠词上承南朝宫体诗风，下开五代花间词人先河，为“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他培育而后形成了一大词派——花间派，温庭筠被视为“花间鼻祖”。现存词60余首，大多收入《花间集》，在唐词人中数量为最多。他不仅是词艺术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诗坛上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现有诗300余首，有《温庭筠诗集》传世。做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薛稷，他是唐初名臣魏徵的外孙，也是初唐名臣，在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却是他的书法艺术。他初工隶书，后摹虞世南、褚遂良，深得要旨，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而且他还善画，尤其画鹤，时称一绝。
在初唐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要属王勃一族。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他是“文中子”王通孙。王通弟王度(约585—625)，以传奇小说《古镜记》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唐以前六朝小说，只是直线式的笔记体，到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古镜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进步。它继承六朝志怪余风，开唐代传奇小说之先河，对提高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具有一定贡献。王通另一个弟弟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隋大臣杨义臣视其为“神仙童子”，入唐后曾为小吏。因职俸一斗，每日饮酒一斗，故时称“斗酒学士”。而且他与酒有奇缘，他因喝酒误事被免职，后却写出《酒经》一卷、《酒谱》一卷，又著《醉乡记》一篇与刘伶《酒德颂》呼应，著《五斗先生传》以自况。王绩诗多散佚，但其古体诗在初唐诗坛上是独标异格的，陈子昂、张九龄诗风即效其为祖。后人辑有《东皋子集》。王勃幼有“神童”之誉，9岁写出《指瑕》一书，纠正颜师古注《汉书》的诸多失误。他短暂的一生，因愤世疾俗不入仕，在诗坛上却名震遐迩。其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名篇《滕王阁序》彪炳千古，震烁文坛，故被列为“初唐四杰”之首。并由此而把滕王阁推进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中。“四杰”之一的杨炯在王勃死后编就《王子安集》20卷，集中反映他在“唐诗”中的地位与成就。王勃二兄长皆有才名，故人又称为“三珠树”，扬名后世。
同时代著名宫廷诗人宋之问，诗名与沈*〉期齐名，号称“沈宋”。前已述过，其人政治品格污损，但诗名文才极盛。其父富文辞、工书法、有超人勇力，被称之为“三绝”。宋之问兄弟三人各有所长，之问善文词、大弟之悌骁勇有力、小弟精于草隶，时人称赞他们继承了乃父的“三绝”。宋之问与沈*〉期一起，精研诗律，使五律、七律至此达到完全成熟，从而奠定了在诗坛上的地位。明人辑有《宋之问集》，《全唐诗》存其诗3首。
盛唐时期是唐诗创作的极盛阶段，这期间几位著名的山西诗人各展其才，使唐代诗坛更加五彩缤纷。王翰(约687—728)，字子羽，山西太原人。他青年时放荡不羁，自歌自舞。后因其28岁中进士，标榜与张说、李邕齐名，从而触怒名士显宦。但因张说念其才华，仍在任相时加以荐引。后张说罢相，他也同时遭贬。从军塞上的经历，使他诗歌创作的内容多以边塞壮美宏阔的景物为背景，托之以边将勇卒的豪迈气质，成为著名的“边塞诗派”先驱者之一。杜甫曾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追叙王翰盛名时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他上承初唐卢、骆、刘希夷，下启高、岑、李、杜，对唐诗发展起了极大的传承作用。至今，他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仍被人们朗朗传诵。《旧唐书·艺文志》称其有文集20卷，但流传至今的诗作仅16首。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祁县，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开元九年状元，因一生仕途坎坷，渐渐便寂入佛门，故后人称之为“诗佛”。王维精诗、书、画，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正道出了他诗情画意相结合的艺术特色。王维给后人留下的名句最多，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凝碧池》)等，王维的《过香积寺》等禅味诗，至今读来，仍使人有如身临其境之感。今天一些研究者仍将王维与李、杜、白并列，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王维诗以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美见长，故成为田园诗派的领袖。
诗分七言、五言，与王维同时的一位山西太原人王昌龄，他以创作七言诗为主，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诗作也多取材边塞题材，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第四)，“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之一)等，千古传诵。他的寄情诗也极其出色，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诗现存180余首，以《全唐诗》辑录最为完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妇孺皆熟稔的王之涣的名作《登鹳雀楼》诗。鹳雀楼，又名鹳鹊楼，因鹳鸟鹊雀常集于楼上而得名。此楼始建于公元557年，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外黄河岸边，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鹳雀楼是长江以北惟一一座历史名楼，于公元1272年被毁，王之涣登鹳雀楼时，此楼正当美奂美仑时。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绛郡(今山西新绛)。他“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而且少有侠气，常与五陵少年“击剑悲歌”。王之涣曾为小吏，因被人诬陷，便拂袖而去官，从此浪迹天涯，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养成了漂泊孤寂、豪放旷达的性情，其诗风也以边塞诗见长。他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多么壮阔雄美的边塞风光图景。当他漫游蒲州古城，登上鹳雀楼时，便心潮澎湃，不能自制，信口诵出了这首千古绝句——《登鹳雀楼》。鹳雀楼共3层，前瞻中条，下临黄河，才华横溢的诗人健步登临，眼界越来越开阔，景色越来越壮美，心情越来越神怡，面对如此雄浑豪放的山河怎能不从心底里奔腾出这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和牵强字眼的瑰丽诗篇。虽仅仅20个字，通过对壮美山河的描写，把人们带到一种奋发、进取、追求、开拓的伟大精神境界之中。它正是对盛唐社会最为典型和圆满的一种概括。“诗言志”，诗人是时代的声音，在王之涣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王之涣出名早，诗名大，与王昌龄、高适等人曾留下“旗亭画壁”的佳话。但他一生凄苦，最后孤独地病死在文县县尉任所，葬于河南洛阳北原。王之涣诗仅流传下6首，而最有名的两首诗《凉州词》和《登鹳雀楼》，均描写我们伟大的母亲河——黄河，可见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鹳雀楼名震天下，彪炳史册，它毁后，形成了长江以北无楼阁的历史遗憾。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了《登鹳雀楼》诗，激起了三晋儿女的雄心壮志，终于1997年12月30日在原址附近开工复建。从557年到1272年，鹳雀楼矗立了715年；从1272年到1997年，又是725年，恰又是一个鹳雀楼的年龄，空了725年的鹳雀楼故址，又将重新矗立起一座更加恢宏的集古今建筑艺术于一体的中华名楼。重建的鹳雀楼仿原样，高达73。9米，1999年底基本建成，2000年10月对外开放。金碧辉煌的中华名楼重现神州，为河东大地增添了无限的韵味。
